【编者按】为什么女性永远觉得自己不够美？
初版于1991年的《美貌的神话》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振聋发聩。在这本畅销30年的女性主义经典中，作者娜奥米·沃尔夫批判了虚构的完美身体标准对女性的压迫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三十四年后的今天，尽管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性别观念的进步使主体性审美成为可能，但商业与技术仍然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身体商品化之中。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第七章《暴力》，以飨读者。
女性的丑陋之病及其治疗
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医疗系统都把健康女性特征的某些方面重新分类为奇怪的异常。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把怀孕和更年期视为疾病，把月经视为一种慢性紊乱，把分娩视为一场手术”。一位月经期的女性接受泻药治疗，被强制用药，接受坐浴治疗和水蛭疗法。过度追求月经管理，就像今天过度追求女性的脂肪管理一样：“正确地稳固住月经功能被认为对女性心理健康必不可少，不论是在青春期还是在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必要的。”维持生殖就像维持“美貌”一样，被看作非常重要的女性功能：恰似他们今天所做的那样，医生于是帮助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几乎压倒性的身体脆弱面前保持住了稳定性”，并强加给她“自制和勤劳的品质，这些品质会帮助一个女性抵御她身体的疾病，及其天生就有的软弱”。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妇科医生的出现，将女性称作道德上不健全的早期宗教原理被转变为生物医学的形式。这转而又变成了“审美的”形式，带给我们周而复始的循环。我们的理论依据甚至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致命谎言”更主观。他们的医学术语至少还摆出了“客观性”的姿势，但今天关于谁有病和谁健康的审美判断就像关于女性灵魂污点的信仰一样，是不可能证明的，也是轻易就能操纵的。现代的重新分类赚了更多的钱：一个认为自己得了女性这种病的女人并不能为她的性别购买某种最终的治疗。但一个认为自己患了女性丑陋之病的女人，现在正被说服她能买到。
医学压制的19世纪版本在我们看来是奇怪的：女性怎么会被弄得相信月经、自慰、怀孕、更年期是病呢？正如现代女性正被要求去相信我们正常的、健康的身体的某些部分是患病的一样，我们已经进入了医学压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太可怕了，甚至没有人想要思考它一下。
把健康和美丽的女性重新划分为患病的、丑陋的女性，这正在不受阻挠地发生。自19世纪以来，社会一直心照不宣地支持医学行业借助各种版本的重新分类对女性生活加以限制。因为这是社会所必需的工作，所以现在就和上个世纪一样，此类操作受到的现实检查比一般医疗实践受到的检查更少；媒体对之是容忍的或者说是支持的；并且，主要官员的工作都有利于社会秩序，这些人都异乎寻常地获得了高额的补偿。
健康是美，抑或“美”是健康？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病弱崇拜是为了社会控制。正如“美貌”一样，它也是一个双重符号：主观上，女病人是通过自己的病弱来施展自己拥有的小小权力，逃离了麻烦的性要求和危险的分娩，并得到热情医生的关注。但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它和铁处女一样是有用的政治解决方案。就像法国作家卡特琳·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所说的：“歇斯底里（被）容忍，是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力量影响文化变迁；对于父权秩序来说，鼓励并允许不满的女性通过身心疾病来表达她们的罪恶，这比让她们争取经济和法定权力安全得多。”社会压力要求受过教育的有闲中产阶级女性通过患病而预先阻止麻烦，对患者来说，她们被迫患上的疑病症感觉就像真的病。今天，由于相似的原因，社会压力要求女性通过感到丑陋来预先阻止我们最近对自己身体的要求可能带来的后果，对患者来说，被强行削弱的自尊看起来就像真的“丑陋”。
整形医生正在拿走女性主义对美的重新定义，即健康就是美，他们滥用健康一词，将其扭曲成“美”即健康的概念；因此，他们把任何自己在贩卖的东西都视为健康：饥饿即健康，疼痛和流血即健康。痛苦和疾病以前就是“美”：在19世纪，患结核病的女性是理想化的，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肌肤如珍珠、嘴唇发烧。《性别与压力》（Gender and Stress）描述了媒体对厌食者的理想化；维多利亚时代的肖像画把在男医生面前的“美丽的”歇斯底里昏厥理想化，收容所医生色眯眯地想着他们所护理的厌食症患者的瘦弱身体，而后的精神病学手册要求医生去欣赏遭受了电休克疗法的被麻醉女性那“平静而美丽的面孔”。恰似目前的女性杂志对整形理想的报道，维多利亚时代针对女性的新闻业也越来越吹捧女性的衰弱、病态，甚至死亡所展现出的情感吸引力。
一个世纪之前，正常的女性活动，特别是那类会把女性引向权力的活动，被归类为丑陋的和病态的。如果一个女性阅读得太多，她的子宫会“萎缩”。如果她继续阅读，她的生殖系统会崩溃，并且，根据那时的医学评论，“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令人厌恶且无用的杂种”。更年期被描述为致命的打击，“内在于女人身体的女人之死”：“一个女性的生殖生命之终结就如其开端一样，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剧变”，造成“一种对大脑的明显冲击”，这做法就如“美貌”在现代的消逝一样。于是就像现在，尽管合理化的方式不同，更年期都被描述为会导致一种感觉，即“世界……被颠倒了，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或者是，某种极可怕但又不确定的灾难业已发生或就要发生”。
对现代性的参与、教育以及工作被描绘成让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生病的原因：“温暖的房间、煤火、煤气灯、晚睡、丰盛的饮食”，都把她们变成了病人，就像今天一样—如护肤霜的广告文案所说的，“中央供暖系统、大气污染、荧光灯等”让我们变得“丑陋”。维多利亚时代热情地想象着教育对女性生殖器官可能造成的损害，从而抗议女性受到的高等教育；恩格斯声称，“长时间的工作常常引发骨盆畸形”，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受到的教育会让她们不孕”并让她们没有性吸引力：“当一个女性展示出科学兴趣时，那么她在性欲方面就会有些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坚持认为，摆脱“独立空间”会损害女性气质，这就如我们被要求相信，摆脱美貌神话会损害美貌。
消费社会的“美貌处方”
同样，整形医生也在把摆脱美貌神话的行为重新认作是疾病，与他们合作的还有日益依赖于整形医生所提供的社论文案和广告收入的女性杂志。伊丽莎白雅顿是“20世纪最先进的治疗系统”，就好像衰老需要化疗。雅诗兰黛“经科学证明”的晚间修护精华素配有某种药用注射器和橡皮气囊，就像一种输血器或某种药液。薇姿让你的肌肤“恢复健康”。娇韵诗则说到了“复发”。伊兰纤姿把脂肪说成“毁容”的“条件”。医生给出处方，而娇韵诗开出的是“美貌处方”，倩碧给出的则是“处方性的”。抗癌专家说疾病的“退行”；倩碧也这么做：“坚持治疗——暂时的‘退行’会停止。”
在1985年，尤金妮亚·尚德里（Eugenia Chandris）在《维纳斯综合征》（The Venus Syndrome）中称臀部和大腿粗大是“一种医学问题”。当然，“这问题”只是自从它被称为一个问题以来才给女性造成了麻烦，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记忆里。女性脂肪被描述得就好似它不只是死的，还是致癌的：“增殖细胞”滋生了更多的死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所有的生殖活动都界定为疾病；今天美貌神话的外科医生把显示身体生殖活动的所有证据都定义为疾病，这包括妊娠纹、乳房下垂、哺乳后的乳房，以及所有文化的女性在产后都会增加的约10磅体重。当然，教育从未影响一个女性的卵巢，就像母亲的乳房不会丧失感觉。但整形医生描述产后乳房的方式，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形容受教育女性的卵巢。他们重新把健康的成年女性的肉体归类为“赘肉”，这是一个被发明的“状况”，它在1973年才被《时尚》杂志输入美国；他们把这种肌理称作是“毁容的”“难看的”“受毒素污染的”。在1973年之前，那还是正常的女性肉体。
健康一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安·奥克利写道，“‘证实’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对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健康和安全有害”为19世纪的家庭生活崇拜提供了推动力。卵巢被看成集体财产，而非女性自己的事情，这就像面孔和身形在当今被认为的那样。谁又能和健康争辩呢？
（本文节选自《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标题为编者所拟，发表时有删节。）
《美貌的神话：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
[英] 娜奥米·沃尔夫 著
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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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奥米·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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