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7～1949年，北平深陷重重危机。日伪的统治、战乱的动荡、经济的崩溃以及各种运动严重冲击着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秩序，百姓生活愈加艰难，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也因此摇摇欲坠。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借助档案馆里保存的海量民国时期司法案卷，透过历史的尘埃，还原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境况与内心世界。她们的经历满载底层小人物的血泪辛酸，却也呈现出一段被宏大叙事忽视的真实历史。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书中《迁移中的城市》篇章，以飨读者。
根据1949年进行的一项官方调查，解放初期北平的居民住房中20%到30%都是在14世纪明朝定都北京后建造的。因为这些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定期得到维护，所以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帝都建筑的典范，也展现了富人住所的精致与豪华。城市中有一半的住房建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这些建筑带有某些与明清住宅相同的特征，采用了类似的建造方法，但规模略小，通常使用更便宜的建筑材料。其余20%的住房中有一部分由八旗绿营的营房改造而来，还有的不过是存在于当时已有居住区边缘的大杂院，这些院子通常靠近城墙。在房屋的所有权方面，调查发现，当时北平71%的住宅为私人所有，21.5%为政府财产，4.3%属于诸如商会、同乡会之类的社团机构，还有3%为外国人拥有。83%的家庭，即33万户，居住在租赁的房屋之中。如此高的房屋租住率以及在住房条件方面的显著差异，显示出城墙之内和四合院落中经历了巨大的人口与社会变迁。造成这种变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续迁移。
到北平谋生，是生活在华北农村和城镇的底层男女普遍的出路，河北省顺义县的农民田华和他的妻子田马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田氏夫妇在原籍乡下种地为生，1940年前后，两人关系不睦。据田华说，夫妻关系恶化起因于“全家患病，田马氏不愿侍候，回娘家后又潜逃”。但田马氏却有不同说法，她言称“受田华祖母虐待，不给我饱饭，不给我做衣服，时常打骂”，接着“于本年二月间在田地锄粪，被他用木锨打，我实不能忍受”，先回娘家暂住，稍后被田华接回，但是夫妻矛盾没有化解，“遂由顺义逃来北平给人佣工”。雇主开印刷厂为生，通过雇主，田马氏认识了印刷厂的工友巨尚贤。二人“互相爱慕”，田马氏随即改嫁，并与巨尚贤“生有女孩一个”。1942年，正当田马氏随巨尚贤的姓氏改名巨马氏，并在北平安顿下来享受新生活的时候，她的原配丈夫田华也来到北平，或许他是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也或许他是为了找到离家出走的妻子。1942年11月11日，田华终于找到了田马氏，二人见面即吵作一团，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并将他们二人逮捕。
上述这一案例很典型，北平周边农村的农民离乡进城谋生，其中有些人是利用农闲进城做短工，还有些人则一年到头留在城里做工。田马氏的家乡河北省是来北平务工的人口最多的省份——据估计，在1931年到1937年间，有300多万人从河北省迁出。根据官方统计，1937年11月，在日本军事占领北平之后，近33.7%的北平居民（506066人）来自河北，占城市外来人口的60.7%。其他资料显示，河北人垄断了北平的某些行业，如理发店、浴室澡堂、古董行和古玩店等。北平40%左右的人力车夫是河北人。此外，在北平的妓女中，来自河北的妇女所占比例也很大，特别是在中下等妓院中（二等妓院占18.3%、三等妓院占27.5%、四等妓院占30%)。
美国学者甘博（1890~1968）在研究北平的移民模式时强调，这座城市因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对年轻的男性壮劳力而言。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北平，工业化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或多或少与几十年前西方城市所经历的情况类似。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加入不断扩大的城市劳工阶层，面对着在工厂做工的各种压力，也探索着都市多元文化的各种新奇景象。然而，工业和经济发展对移民的影响不应被高估。《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对北平现代经济的发展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刑事案件档案显示，大量人口的到来，无论男女，与其说是因为城市经济的拉动，不如说是农村危机造成的。农村危机打乱了村民的生计，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许多人涌入北平，却没有明确的计划，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危险还是机会。战争、日本占领和经济危机都使新来的人难以谋生。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北平，希望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北平至少在表面上提供了安全和保障。
仅以河北省为例，环境压力、政治动荡和农村手工业的崩溃等因素破坏巨大，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或其他地区。从1873年到1933年，河北农村人口增长了40%，可耕地却减少了2%。这使得河北省成为华北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一些“闯关东”的农民想在富饶的东北开始新生活，还有一些人则迁居到北平和其他大城市，争夺各种低薪工作，从事商业零售与服务行业。
与此同时，农村手工业也在苦苦挣扎。在20世纪30年代，手工业生产是大约30%的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家庭织布，自清末以来，吸收了河北主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新兴的现代棉纺工业开始大量生产廉价的机织纱线，并将工业产品投放市场，对当地原有的针织布匹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河县志》曾记载：
衣服向用土布家机，惟求坚实耐久，不尚美观，寻常农家大率，类比仕族乃有服丝品者，多购自京津。本境无蚕业也，自洋布输入，物美而价廉，争相购用，家机土布，遂不可见。
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大大降低了农村手工产品的市场份额，并且逐渐摧毁了整个行业。例如，河北中部的高阳县周边地区是农村织布业的中心地带，从1927年到1933年，家庭纺车的数量减少了75%以上。农村手工业的消亡对许多家庭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它严重降低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农闲时赚取补充收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损失完全摧毁了家庭生计。
除了上述的环境与经济因素，政治斗争、军阀混战、土匪活动的恶性循环，也进一步加剧了河北农村的危机。20世纪初，华北爆发了几次军事冲突，这包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20世纪20年代初两次直奉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与反蒋联盟之间的战争，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多次军事挑衅与摩擦。对于卷入这些冲突的各个派系来说，河北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为它毗邻北平，而直到1928年，北平仍是国家的首都。京汉铁路通贯全省，将政治上地位显赫的北方和经济发达的中部省份连接起来。因此，控制河北意义重大，地方军阀能够在巩固自己地盘的基础上，进而争夺中央权力，逐鹿中原。但是，军阀混战造成了无政府状态，还引发掠夺和饥荒，给平民百姓的生活带来一连串的打击。那些短命但日益横暴的军阀政权，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苦难，平民饱受战争的折磨，还要面对巨大的环境经济压力，于是很多人选择逃往城市避难。
在某种程度上，北平城为其居民提供了保护。高大宽厚的城墙把抢劫者、土匪和不守军纪的士兵挡在城外，就是这些人在农村制造了冲突和暴力。甘博注意到，“1926年春张作霖攻占北平时，城内没有发生抢劫，但城外许多地区却并非如此”。《北京的人力车夫》的作者史谦德的研究还显示，除了城墙之外，还有北平当地的商业领袖和社会名流，他们的领导“能够减轻居民的负担，并遏制了在城墙附近的军队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同样重要的是，史谦德指出，“这座城市的规模、其首都地位的价值（直到1928年）以及有能力以武力威胁、以关税利诱军阀们的各国使馆的存在，总体上保护了北京不受战争的直接影响”。
对于许多像田马氏这样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能力不足，难以利用北平的大多数工厂工作和教育机会，但她们仍迁徙到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提供了其他的机会：从经济困窘中解脱出来，减轻一些情绪压力，或者拥有一段可以为她们提供物质支持的稳定婚姻和家庭关系。当然，并非所有梦想都会实现，但农村危机迫使人们在渺茫的希望上孤注一掷。换言之，妇女来到北平安家落户，不一定是因为城市可以提供很多机会，而是农村的困境逼迫她们背井离乡，另谋出路。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美] 马钊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 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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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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